全球石油储量尚可开采45年

[3]胡骞：《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另类媒体及其社会价值——以Club 2.0为个案》，《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89-90页 [4]美国1791年《权利法案》规定：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

[19]2021年10月20日发布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7273号建议的答复》（国市监议[2021]126号）。[28]同理，行为人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本质上是对国家建构的法秩序之破坏，[29]不一定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害，例如处理者不按该法第52条要求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但本文的初步分析表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行政处罚复杂性高，极易在多头执法体制和巨大量罚空间下，偏离过罚相适的正轨。除网信部门外，还有哪些机构属于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网络安全法》第8条、《数据安全法》第6条将电信、公安、国安、交通、金融、自然资源、卫生健康、教育、科技部门列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监管部门，但也采用其他有关机关和等的措辞来表明列举是不穷尽的。营业额以《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2条规定的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为准，计算范围则应以违法行为相关服务或市场为准。对此，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6条，可由市场监管部门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层级管辖冲突视违法情节轻重来协调。

[9]但网络空间对行为发生地中心主义带来巨大冲击，因为网络违法行为的发生地难以确定，即便可以确定，也往往不是确定处罚管辖权的最适宜标准。[3]王融、黄致韬：《迈向行政规制的个人信息保护：GDPR与CCPA处罚制度比较》，载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7日）。各国宪法除了授予议会立法权，一般也允许议会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再授权。

就法律而言，起草机构主要是提出法律案的主体。此处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英国虽然没有成文宪法，但1998年《人权法》是事实上的高级法，对议会立法具有约束作用。另一类是专业性审查主体，如司法部或宪法委员会，它们在国家机关内部对宪法的理解更加准确，主要负责审查草案是否超越宪法边界，与综合性审查主体保持沟通并就草案的合宪性向规范上的审查主体负责。

具体到事中审查领域，对域外实践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制度建构规律的认识，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线索。对于源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年度立法计划的法律草案，其起草工作通常得到国务院部门乃至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支持，在审议阶段无需再进行全面的功能性审查，可以重点审查起草机构选择的审查方法是否合理、该方法所需的各项信息是否全面以及据此而进行的论证是否充分

即：从前置法不法行为中筛选出严重者，形成刑事犯罪行为的定型即罪状，筛选的标准既有被侵害法益的宪法价值大小权衡，又有法益被侵害的严重程度高低比较。所以，只要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法适用解释规则即可发现，《刑法》第126条之六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第130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第172条持有假币罪，第348条非法持有毒品罪，第352条非法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等的持有，均系作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的使命在于保护法益，故刑事立法条文的设置以法益侵害为标准，行为样态虽然不同，只要侵害的法益相同，均应纳入同一刑法条文进行规制。二是行政调查和刑事侦查立案前审查的并轨运行机制。

这是因为，自然犯治理的前置法主要是民商法，既包括民事制定法，又包括民事习惯法，故而即使是一个法盲，也知道盗窃他人财物违法，既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又可能面临刑事制裁。所以，美国式的辩诉交易，法庭审查已经彻底形式化。可见，只有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前置行政法律、法规，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明确野生动物分级保护标准，包括交易、食用不同种类野生动物的相应法律责任，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才有法可依，从而既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又具有规范的合法性。[7]而行政活动的开展，尤其是行政不法行为的认定，不仅要求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准和公共政策把握能力，而且随着经济空间的不断拓展，行政监管的领域也日益宽广庞杂。

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一）规范制定层面的行刑衔接 由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部门法秩序决定，刑事立法规制的规范边界的确立，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循序渐进又有机联系的法益保护规则，以便在立法层面实现行刑的有机衔接：第一，在法益保护形式上，刑法法益必须是由前置法之调整性规范所确立、并为前置法之第一保护性规范所保护的第一保护性法益。

所以，只有跳出既有刑法框架，才能更加科学地组织起对行政犯的治理。在中央全面绘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战略蓝图的今天，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应当如何更加科学地推进，以回应这种治理变革？笔者以为，唯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刑法与其前置部门法的规范关系，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犯罪治理理念，重塑行刑衔接的刑事规范体系，再造合作诉讼的刑事程序模式，创新三审合一的刑事审判机制，刑事治理体系才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科学助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而在中国政法大学应最高人民法院邀请所作的调查中，近一半法官、检察官甚至赞同，对部分认罪认罚案件实行书面审理，亦即不开庭审理。三大诉讼无论在价值理念、证明标准还是程序设计上均各有异，不能也不应同化为同一程序，因而三审仍应适用各自的诉讼程序。2018年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案3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7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11件，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案1件，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案2件。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那么‘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在行政犯的行政不法事实未能为行政机关及时发现，而刑事追诉机关已先行启动程序的情况下，或者因行政处罚时效经过导致行政处罚权归于消灭等情形下，刑事追诉程序可以不经行政处罚程序而径行展开。如果行政犯治理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刑事制裁的必经前置程序，则无疑表明，只要行政不法案件案发时已过行政处罚时效，不仅行政机关不得行政处罚，而且司法机关亦不能刑事追诉。

正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留给世界的沉痛教训和2015年中国股灾带给国人的深刻体认，金融监管必须从片面、局部的微观审慎监管，转向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并行，才能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之，不仅合作式诉讼可以嵌入于上述三类程序之中，对抗式诉讼又何尝不是同样嵌入于上述三类程序之中呢？是故，合作式诉讼和对抗式诉讼的并行不悖且相互转换，才能有效保障行政先理为原则与刑事先理为特殊相统一的行刑衔接机制的顺畅运行，进而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在共同推动庭审实质化的进程中，实现个案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凡国家工作人员均有依法如实申报财产的义务，故纪检监察机关发现行为人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责令行为人予以说明，并非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而是行为人履行前置行政法所要求的财产说明义务的必经程序，实系凡规定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治国家均会采取的做法。

因而私藏枪支、弹药罪的行为构造乃在于，行为人应当履行上交枪支、弹药的义务，且能履行此义务，却不履行。[10] 田宏杰：《行政犯罪的归责程序及其证据转化——兼及行刑衔接的程序设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43页。

事实上，上述机制已在证券犯罪行刑衔接治理中开始试行。在现有知识产权、金融、环境案件民事、行政两审合一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等刑事案件吸纳进来，由专门审判庭一并管辖审理。而合作是人类交往的高级形式，在国家行政、社会公行政和公民自律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多方合作才是社会治理的主要范式。更何况，诉讼模式和诉讼程序并非同一层级的概念，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也并非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专利，其同样可以适用于合作式诉讼模式。

而程序终极性和实体救济性的并行不悖，不仅赋予了司法对行政的审查权威，以实现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和保障，而且使得司法乃社会治理的终极法律形式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故而，持有既不是与作为、不作为相并列的第三种行为类型，更不是非行为的一种事实状态，而只是持有型犯罪的一种统称，就某一具体持有行为而言，或者仅系作为，或者仅系不作为。

这样一来，不仅彻底消解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独立性及其对行政处罚程序的保障与监督功能，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22]为实现法治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设立金融、知识产权等专门法院，实现了知识产权、金融等案件的行、民两审合一。

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2年第5期。因而合作式诉讼的程序简化，必须以辩方合作的自愿性、量刑协议的公平性、协商程序的合法性为根本前提和庭审审查核心，上述三大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量刑协议均不可能得到法庭支持。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至于治安管理、市场管理、生产作业安全等特殊行业或领域，行政处罚时效往往短至3个月至1年不等。[3] 田宏杰：《知识转型与教义坚守：行政刑法几个基本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第29-30页。由此决定，如果不能首先确定秩序的架构，更无法厘清秩序框架下的私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无法判定侵权事实、认定侵权责任。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行为构造则在于，行为人违反不得持有枪支、弹药的禁止性义务而持有枪支、弹药。虽然201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9条规定，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食品，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在法益保护比例上，刑法保护的设置和启动，以法益的前置法保护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第一保护性规范的保护力量上限，实有济之以刑法力量增援和法体系第二次保护之必要为判准。根据2017年《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对于这些证据的收集，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向行政机关调取，法院亦有法定义务调取，行政机关更有法定义务提供。

[15] 〔英〕格里·约翰斯通、〔美〕丹尼尔·W. 范内斯主编：《恢复性司法手册》，王平、王志亮、狄小华、吴啟铮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03-304页。而我国的合作式诉讼，法庭审查则必须实质化。